我的大外公张志和，这位亲受毛泽东、张澜、李济深三党最高领袖“授命”的川军“和平将军”，潜伏敌营20余年，在成都战役的关键时刻，策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同日在彭县、雅安起义，救民族于危难，确保了川康的和平解放。他的一生历经坎坷波澜壮阔，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加入地下党，开办学校报业和实业公司，一为办学育人救国，二为将实业公司和学校，作为我党开展秘密工作的基地，为支持全国抗战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他创建四川省民盟，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和平解放成都和西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接受主席重托，回川办学救国
张志和，原名张清平，1894年8月生于邛崃县小北街。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保定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1916年从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后，在川军中历任旅长、副师长、三十集团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等职。1927年1月川军易帜时，以二十四军刘文辉的代表身份，去武汉政府联络，并与共产党人吴玉章、李汉俊、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俄国顾问鲍罗廷等接洽交往，并在他们的帮助和影响下，逐步建立革命人生观，开始接触和阅读一些马列和进步书籍，从思想上倾向革命；在南昌他在郭沫若、李一氓等革命人士的启迪下，思想觉悟大为提高，识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1927年，经洪沛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李立三大搞“左倾”盲动主义，张志和时任24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认为组织暴动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宜暴动，而当时执行李立三路线者以他“反对立三路线”的罪名被开除了党籍。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军阀混战，刘文辉失利退守西康，张志和离开部队，其后出国去苏联、日本及欧美的一些国家考察。回到上海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回家乡邛崃筹办敬亭小学（后改为中学），捐出水田500亩作为校产。张志和同陈静珊合资开办“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杂志，并出版发行他写的书《现代战争论》，批判蒋介石所谓的“抗日三月亡国”论。两人于1933年在成都筹资创办协进中学（即现在的树德协进中学），聘请共产党员丁华、刘披云、康乃尔、吴德让、洪沛然、杨伯恺在“协中”先后任教，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
1937年9月，张志和在友人韩伯诚家中会晤了中共派到四川的李一氓，得知中共中央通知他赴延安去见毛主席，万分高兴，即与李一氓同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久别的林伯渠。10月，同美国记者一道乘八路军办事处汽车到达延安，张志和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并应邀在会上讲话。
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的工作情况，谈了几小时。毛主席听得很仔细，还将他认为要紧的内容用笔记录下来。张志和希望能留在延安工作，主席对他说：“你莫看国民党政府对我们敷衍，这是靠不住的，将来是一定要打我们的。蒋介石和地方军阀是有矛盾的，你与四川军阀的历史关系最深。你可以去策动他们。第一步，要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走狗与我们作战；第二步，要他们在国共战争中守中立；第三步，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这次工作很重要，你努力吧！”“白区党的组织已多被敌人破坏了，我们眼下正力图加强秘密战线的力量，四川以后将是最重要的地区。以你在四川军政上层的地位和关系，是我们最理想的人选。”毛主席嘱托张志和保持“灰色”身份，做统战川军将领的秘密工作。临别时，毛主席送他一张亲笔写的“志和同志留念”的照片，以及一本石印的江西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史，他送给毛主席一本他们“辛垦书店”翻译的克劳塞维茨大将所著的《战争论》和他自己所著的《现代战争论》。
接受任务后的张志和从延安回成都不久，张志和在成都西胜街井巷子一号成立“健诚实业公司”，经常组织公司同人在育婴堂听张澜、潘文旦等领导作时局报告和革命知识讲座，促使一些职员纷纷加入革命行列。公司也以此从事革命活动及秘密联络地，常有朱蕴山、肖华清、杨伯恺等同志参加；安置并掩护张友渔、沙汀、王英才等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并提供食宿并赠送路费。
1937年10月下旬，张志和在邛崃创办的敬亭学校开学了，学校聘请的教职员工中，先后有中共党员陈文、吴德让、黄蜀澄、聂瑞麒、黄星莹等任教，尤其是黄蜀澄，他当了教务主任终身未婚，全力以赴把精力投入敬亭学校；还有一些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或者民主进步人士，他们因为被国民党迫害追捕，被张志和安排在学校教学掩护身份，以便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敬亭学校占地约90亩，其规模、布局、景观、校舍、师资等堪称邛崃第一、川西一流。学校周边没有围墙，一条水渠环绕学校，水渠边栽种树木，周围花木繁盛，院内植花圃，里面鸟语花香，晚上花园里是教师和学生们的休闲地。抗战时期，学校为了警醒国人不忘国耻，修建了一座“抗日战士阵亡纪念碑”，学校操场边修建一座桥，取名“卢沟桥”，学生有东北来的、有流亡的，他们来宣传抗日，支援抗日，高唱抗日歌曲：“秋风尽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多做几件绵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中国父女心，儿女上战场”，《淞花江上》《太行山上》等。
抗战期间来到四川的学者和进步人士，比如散文家诗人朱自清还来敬亭学校任过教，曾亲自填词、安娥作曲创作校歌；原江西航空学院院长杨子清教授，著名诗人、北师大教授任洪渊，都是从这里得到助学金，成就了一番事业。还有汪道涵（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当年也安置敬亭学校居留，张志和担负起他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费用，直至解放，汪先生也未曾忘记敬亭学校对他一家的照顾优待。
张志和那个时候只要回邛崃就来学校看望老师、学生们，宣传抗日爱国，还结合二战形势，给大家讲罗斯福，讲美军支持中国抗战，从云南边境修建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等时事；会在每次美国“飞虎队”飞机去轰炸了日本回来后，邀请美军来学校给师生作报告，邛崃县民众倍受鼓舞，经常组织抗日和慰劳美军活动，老百姓会向从身边走过的美军举手敬礼；敬亭学校的学生，自发买物品到机场去慰问美军和修机场的民工。
1944年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政府发起“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学生参军赴缅甸抗战，张志和的外甥杨鸿儒本来已经报名批准入伍，就在临行出发前夕，因为被同学拉去家里玩，错过了远征日期脱离了部队，事后他不好意思再去学校复学，张志和得知消息把外甥叫到书房，没有骂他指责他，而是讲起了自己投笔从戎，初到保定陆军校时的经历：“每个人发一只钢盆，一个针线包等物，学着照管自己。训练时又严格又艰苦，苦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当时许多人都想走人跑回家了，哪怕在家喝稀饭也好。但是，坚持下来后就是胜利。”他鼓励外甥：“一个人在任何困难环境中，都要坚强，懦弱是失败的根源，成不了大器。只有树立坚忍不拔的信念，才能使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从此，这个外甥牢记这段话，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一名尽职尽心的老师。
1945年抗战刚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加紧了策划内战的阴谋，给国内的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张志和到校先召集“学生自治会”成员学生代表座谈，了解学生们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学习、志愿、生活、前途等方面的看法，并召集全校400多师生在学校二楼大礼堂听报告。这时，一位平时很爱提问题的学生举手问道：“国民党能不能消灭共产党？”同学们一听都感到吃惊，这个问题提得具有挑战性，张志和从容地说：“红军长征走了一转到陕北，还有三万人。就跟两个人弈棋，一方把对方的老王‘将’来转了一圈，还‘将’不输。红军在陕北现发展到了60万人，能不能被消灭？最好由你们自己去仔细考虑。”说罢形象地举着手打了个有力的手势，给师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之后，再没有人公开谈论这类问题了。从敬亭学校走出去的有为青年，不少人日后成了革命的弄潮儿、各行人物和学界名流，学校被当时的邛崃人称为“小延安”。
张志和以这两所学校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外，还有营救被捕同志、抚恤被捕同志家属子女、资助逃亡同志等事，不胜枚举。其中有中共烈士钱壮飞的女儿黎莉莉、女婿罗静予；中共烈士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等；中共烈士李鸣珂（中共四川军委书记）的遗孤李从珂，留在家中教养至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后，于1945年送交重庆周恩来同志处，送去延安学习；危荫轩老师，她的丈夫杨伯恺是共产党员，成都的名教授，每一次民主运动和举行抗日救亡运动，皆身先士卒，被称为“民主教授”，后被国民党多次被捕，张志和便将危荫轩及其两个女儿接到敬亭学校隐蔽，丈夫出狱后，他们一家回到成都。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杨伯恺再度被国民党抓捕，杀害于成都十二桥，女儿杨洁受到组织很好地照顾，送到苏联深造，学电影导演，回国后曾执导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连续剧，蜚声海内外。此外还有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被捕牺牲后，其父母弟妹无法为生，张志和按月送款供给，并担负刘寿祚的教育费用，由初中直到武汉大学毕业；朱德的女儿朱敏，钱壮飞烈士的儿子钱江，张志和的女儿张弢英，都曾就读协进中学，被当时社会人士称为“红色学校”“成都陕北公学”“人民阵线的根据地”。
张志和夫妇疏财仗义，慷慨解囊。他们的捐资，主要用于捐学：先后在成都、江津、邛崃捐资办学校、幼儿园。捐政：无论是替共产党、还是民盟、民革跑腿办事，张志和不仅从来未收过一分钱，反而捐了不少钱。如捐资给“陕北公学”；承担数百民盟成员从事策反工作的几乎全部费用。
血雨腥风里，积极开展敌后工作
张志和与川军大将刘文辉、邓锡侯、黄隐皆是保定同期同学，是川军保定系的核心人物之一，有几十年的情谊。
他修建的陕西街72号的张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名流汇集，宾客不断。由于不能暴露身份，他像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员一样过着奢侈生活。公馆不仅有国民党特务出入，而且也有共产党人秘密往来，每天吃饭都摆好几桌，仅差使的厨师、花匠、车夫、门房、保姆、洗衣工、管账等人就有二十多个。七八间客房常常住满，有的住三五日，有的一住数年。
当时的张志和西装革履，出门不是私人汽车便是专用黄包车。频繁地应酬达官贵人，还要顺应官场陪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这些高级将领及其眷属，玩牌、吃酒、跳舞或打猎。革命阵营里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都认为他腐化堕落了。其实暗地里，国共双方进行着紧张激烈的角力较劲。1938年1月22日，四川省文联原党组书记朱炳宣之母朱若华和川大进步人士张宣，在张公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多年来，张志和一直以这种特殊的生活在敌后工作，对此十分厌倦，内心也很矛盾。
“皖南事变”后，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从重庆回延安路过成都时，张志和曾在张公馆宴请他们。席间，张志和郑重地向他们提出，不愿再过这种花钱费力还挨骂的生活，极想去延安工作。林伯渠劝他说：“要你做川康上层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是党中央决定的，你要做的这些人的工作，就不能不和他们有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有利于接近他们。你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但我们认为，现在很难再找到具备像你这样条件，能与川康将领接触更合适的人选。有人议论，不要管他，应任劳任怨，继续工作，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你的任务。”
张志和想，既然这是党组织的决定，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任凭他人说什么，我再委屈也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往来公馆的宾客鱼龙混杂，自然备受敌人注意。连后来的军统特务、时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的徐远举（红岩中的徐鹏飞），常来张公馆吃喝玩乐。那时他三十来岁，常穿着未戴肩章的美军黄咔其军便服，挎着一个很大的盒子枪，常在屋里屋外来回溜达，碰到生人就盘问个没完。张志和的夫人李琏仿常当客人的面对他吼：“徐远举，你来我家耍嘛，干嘛做起那副凶样，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赶快把枪收起来。”
因为张志和的身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徐远举在张志和夫妇面前，显得格外谦恭，即使后来高升重庆行营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手握生杀大权，但当着张志和的面，也不敢贸然耍威风，相互了解彼此背景，只是不捅破这层关系。
那时张志和因工作需要常去重庆，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周恩来深知张志和的处境，每次都指示，要绝对保护张志和。所以每一次见面，都是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进行，时间大都在深夜。
而每次张志和到重庆，已调到重庆的徐远举总能知道消息，有时他还会亲自去迎接，敬张志和为上宾，请他吃饭、跳舞、看戏、打牌等，只有在深夜，张志和才能甩开他去与周恩来见面，见面地点是在临江门《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或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事先约好，张志和先乘自己的汽车，到指定地点后，马上换乘周恩来派去接他的汽车。
其实，凭徐远举的精明和他在四川的庞大特务系统，他对张志和多年的地下活动，不会毫无察觉。而张志和最终能安然无恙，确实是因为他个人处事周到备细，以及特殊的社会关系所致。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成立后，张公馆就成了四川民盟省委机关所在地，川盟全体领导同志经常在张公馆开会议事，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也常来此论政。
1946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张澜、张志和参加了成都各界于8月18日在蓉光电影院举行的追悼大会。此前两天，张志和还专门邀请了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先生来参会，朱先生一改平日的轻言细语，文静端庄，不顾个人安危，在大会上为死难烈士慷慨陈词。当时会场混进了许多特务，伺机捣乱，在大会行将结束时，一小撮特务竟狂呼：“打倒共产党尾巴民主同盟！”接着几个便衣跑上了主席台，张志和生怕张澜主席发生意外，赶紧护送他离开会场。张澜刚坐上一辆黄包车，特务们就用装着红墨水的鸡蛋壳和包着豆瓣的荷叶向张澜打去。张志和急中生智，立即将张澜的礼帽戴在自己头上，而且也叫了一部黄包车，拼命向人多的地方跑去。因为他与张澜都穿的是蓝色长衫，特务们只认礼帽，一时也弄不清楚谁是谁，都转过身追戴礼帽的张志和，不停地向他丢东西。
张澜在张志和的掩护下，终于甩开了特务，但也受了伤。张志和请董秉奇大夫到家里为张澜治伤，饭菜都由李琏仿亲自送到房间，并嘱咐家人严守秘密。
其实，张志和生活是简朴，烟酒不沾，一直教育家人和子女要自食其力，勤俭持家，不劳者不获食。公馆里所有的排场铺设，全是为了掩饰革命工作，各项开支，都是靠他当军阀积攒下来的几十万银元。他说尽管自己没有直接剥削人们，干过哪些卑鄙贪污的事，但这些财富说到底，仍是来源于人民。因此从思想上来说，他认为这些钱应该还给人民，所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从事反蒋和抗日战争及民主运动，所有经费开支，都是尽其所用。
1948年，党中央指示张志和加速做好争取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起义工作，联合刘文辉，反对蒋介石，迎接解放军。张志和与刘、邓、潘研究决定，成立起义联合参谋部，各指派代表一人参加，由张志和作召集人，经常与中共地下党员唐新民联系，商讨有关准备起义的部署。蒋介石任命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他告知张志和夫妇，蒋介石密令他到成都立即逮捕枪毙张志和。张志和听罢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但因张对王有恩，此事未果。
1949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后，国民党数十万残敌挤到了成都。张志和找到刘文辉，进一步商谈如何策反川康军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蒋、胡（宗南）军队，于12月11日通过雅安电台，将刘、邓、潘起义通电发送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40余万军队先后纷纷起义，与解放军两面夹击，在政治上动摇瓦解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阻击了蒋匪向川、康、滇、藏、印度逃窜之路，活捉了王陵基，粉碎了蒋匪妄图盘踞西南，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
四川解放了，张志和从延安返川经过12年的努力，出色完成了毛主席亲自交给他策反川康高级军政人员起义的任务和统战工作，为和平解放川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我党在四川开展秘密工作、功勋卓著的优秀“特工”。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签署“任命张志和为川西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委员”，同年，张志和赴京参加中国民盟大会时，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赴京工作。1951年5月18日，周恩来签署“任命张志和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
即便如此，有关恢复党籍问题如磐石一直压在张志和心上。自1937年从延安回川，党中央派邹凤平来传达恢复他的党籍。为了保密，他只能同上级指定的张曙时联系，不能同地方党组织任何人有组织关系。此后，他按时交纳党费并多次向组织捐款，都是张曙时经手汇往陕北。1938年经张曙时的介绍，李一氓引见，张志和与周恩来、叶剑英有了联络。整个抗战期间，张志和多次到重庆“南方局”秘密拜访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汇报情况领受任务，事实上已回到党内；张志和加入民盟也是经党组织批准的；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曾派肖哲生与张志和联系，因肖被捕后关系中断。新中国成立后张志和“归党”请求未得允应，终生耿耿于怀，自尊心深受伤害，于1975年8月因车祸逝世，直至1980年1月平反恢复了党籍，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在天之灵足可堪慰了！
最后我告诉你为何要写张志和将军的事迹，因为他的地下交通站，救助了无数革命仁人志士，是中国杰出的红色英雄；也是我党又一位地下党员、我外公张继和的亲哥哥！
